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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

　　作者：谢新洲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上班第一天就摔伤，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公司要不要赔？******

　　上班第一天摔伤公司赔了10万元

　　阅读提示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类似案例和判决并不鲜见。“试工期”“试岗期”以及“未建立劳动关系”“未转正”等，不是逃避工伤赔偿责任的借口。建议用人单位在“社保空档期”购买雇主责任险以分散用工风险。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上班第一天就摔伤，公司要不要赔？这是前不久发生在湖南湘阴的真实案例。最终，湘阴法院判决公司对摔伤的员工赔偿10万余元。

　　在这起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用人单位到底冤不冤枉？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类似案例和判决并不鲜见。综合来看，在“倾斜保护原则”下，我国的劳动法更倾向于保护弱势劳动者利益，兼顾用人单位利益。

　　上班第一天摔成八级伤残

　　事情发生在2021年6月9日。老杨应邀前往当地一家建设公司从事装模工作。他和公司提前约定，工资按天发放。没想到上班第一天，他就因施工过程中脚下打滑，不慎摔伤了右手。后经工伤鉴定，伤情构成八级伤残。

　　赖以生存的右手致残，老杨觉得很倒霉。事发后，老杨与公司就赔偿事宜沟通，但未达成一致。向仲裁委提出劳动仲裁申请后，仲裁委裁决公司赔偿老杨107498元。老杨不服裁决，诉至法院。

　　湘阴法院审理认为，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老杨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并不影响双方劳动关系的认定。

　　而在各项工伤赔偿标准的确认上，法院认为，因老杨是临时工，又在上班第一天受伤，不能举证证明受伤前12个月平均工资。因此，仲裁委以该公司缴纳工伤保险的基数4931元，作为杨某工资计算工伤赔偿数额，符合相关规定，应予认可。

　　法院最终判决该公司向老杨支付工伤待遇费用共计107498元。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判决已生效，公司已向老杨赔付全部金额。

　　“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理应被认定为工伤，并依法享受工伤待遇。”办案法官表示。

　　类似案例和判决并不鲜见

　　记者调查发现，在面对类似老杨这样的劳动者的不幸遭遇时，法院往往会在贯彻公平、公正原则前提下，对劳动者依法予以倾斜保护。

　　同样事发湖南，同样是上班第一天受伤。在长沙天心区从事外墙灯具安装工作的刘某，工作时不慎从高处跌落受伤，鉴定为九级伤残。

　　公司认为刘某刚上班第一天，双方还未签订劳动合同，也无法购买工伤保险，其与刘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法院审理后认为，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是法定义务。刘某虽仅工作一天，但不影响对双方劳动关系的认定。最终判决公司赔偿刘某18万多元。

　　即使上班第一天路上出了意外，也属工伤。2017年，小陈成功应聘昆山某电子厂。去厂里报到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

　　电子厂认为，出事当天小陈并未到厂里办理入职手续，也未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尚未建立劳动关系，自然就没工伤一说；公司并非不给小陈缴纳工伤保险，而是因为他没来报到，双方还未建立劳动关系，厂里没有义务帮他缴。

　　但法院最终认定，因电子厂未为小陈缴纳社保，小陈发生工伤，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电子厂承担给付责任。最终判该厂赔偿小陈11万多元。

　　如果入职第一天就离职，且回家途中死亡，算不算工伤？答案是：也算。同样是2017年的事：王某与悦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派遣至另一家公司工作。入职第一天，王某提出辞职，并办理了离职手续。不料当天下午，王某骑电动自行车被货车撞倒，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王某被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两家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法院审理认为，劳动者离职当日完成的交接工作等也是其工作组成部分，其离开公司回家的行为应视为下班。且员工向用工单位申请辞职不等于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及时为员工缴纳社保是关键

　　“这些案例有两个常见的争议点：一是双方劳动关系的确立，二是各项工伤赔偿标准的确认。”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帅分析。

　　吕帅告诉记者，无论劳动者是“上班第一天”或是“未转正”，只要符合劳动关系建立的特征，那么自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开始，二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即已建立。

　　实践中，为了相互了解、选择，有的企业会为新员工设置“培训期”“试工期”“试岗期”等期限。但也有不合规企业借此推卸劳动用工的法律责任，不缴纳社会保险。一旦员工在此期间发生工伤，企业便以“未建立劳动关系”“未转正”为由，试图逃避工伤赔偿责任。“其实试用期对劳动者的影响仅表现在解除劳动合同和工资待遇方面，对工伤待遇没影响。”

　　此外，很多企业会选择在员工转正后缴纳社会保险，或当月入职、下月办理社保登记。吕帅认为这种做法不但不能为企业省多少钱，还可能带来无法预期的后果。

　　“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转正后缴纳社保的操作显然违法；当月入职、下月办社保的操作看似不违反法定时限要求，但殊不知，30天之限是法律给予用人单位的最长宽限期，并非不缴纳社保的免责期限。”吕帅举了一个现实案例：2020年10月，上海某公司因工期紧张，加急招聘了操作工李某，当晚李某办好手续后正式入职到岗，不料工作两个小时后猝死。事后，家属要求公司给予一次性补偿140万元。

　　“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反映‘社保空档期’的事件。”吕帅建议，在“社保空档期”，企业可以购买雇主责任险以分散风险。他同时提醒劳动者，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并以双方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为由拒付工伤保险待遇，劳动者应准备工伤认定书、劳动能力鉴定结果、医药费发票及证明双方存在用工事实的相关证据，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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