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奥运冠军张宁:我也有过被边缘化的9年******
29岁,首夺雅典奥运会冠军;33岁,在北京奥运会成功卫冕。
如此“高龄”取得这般耀眼成绩,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以前,都很难与女子羽毛球运动员产生联系。
但,张宁做到了。
1991年入选中国羽毛球队,2008年站上顶点退役,17载国手生涯,她将自己一生中最绚烂的时光与国羽的荣耀绑定。
从世界第一、女单奥运卫冕第一人,到奥运冠军教练,再到近日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迈入世界羽坛的至高殿堂……
张宁一路突破自身桎梏、击碎外界质疑、传承国羽冠军之志,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羽坛“宁时代”。
回首36年与羽球风雨相伴的岁月,张宁为何会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
中新体育:首先恭喜您成功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从世界第一、夺得奥运冠军、执教出奥运冠军,到入选名人堂,一路走来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张宁: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自豪。首先感谢世界羽联对我的肯定,同时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当运动员拿了两次奥运冠军,还有好多次世界冠军。
担任国家队女单主教练期间又带领队员几乎包揽了2009年到2012年间所有重要赛事的冠军,包括世界锦标赛、尤伯杯以及苏迪曼杯,还有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包揽了女单冠亚军。
离开国家队后,我开始从事青少年羽毛球运动的普及工作,同样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世界羽联的肯定。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再次感谢、感恩所有帮助过我和支持过我的人。
中新体育:您在得知获得这一荣誉后,第一时间做了什么?
张宁: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有名人堂评选,但几次都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所以当中国羽协通知我成功入选名人堂时,我觉得特别高兴,第一时间和家人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耀。
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李永波与新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开拓者王文教(右)。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中新体育:中国羽毛球队发展至今,始终位于世界羽坛前列,包括您和您的师傅陈玉娘在内已有十几名运动员入选名人堂,如何看待国羽的传承?
张宁: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及水平提高,首先要感谢王文教、陈福寿、方凯祥、陈玉娘这些爱国华侨,是他们把先进的羽毛球技术、先进的训练方法带回中国来。
我有幸受过他们的教诲,从他们那里我不仅学习到了打球的真谛,而且学习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中国羽毛球队所取得的成绩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过去这几十年中,中国羽毛球总结出了很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训练方式、方法和战术指导思想,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羽毛球才得以长时间在世界舞台上处于领先位置。
我个人认为中国羽毛球发展至今,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我们从基层体校到专业队再到国家队,都有非常敬业的教练,而且长期的积累使得他们掌握着丰富的育人育才方法。
这是我们跟其它国家相比难以取代的优势。所以,尽管前些时间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也是正常的运动周期,我坚信中国羽毛球依然可以在奥运赛场上、在世界舞台上继续取得傲人的成绩。
2004年雅典奥运会,29岁的张宁首次夺得奥运女单冠军。中新社记者 任晨鸣 摄女单第一人的炼成
中新体育:很多人把你的职业生涯定义为“大器晚成”,其中必定有难以想象的坚持和艰辛,如今获得世界羽坛的最高认可,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生涯?
张宁:我1991年进入国家队,到2003年才夺得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用时整整12年。坦率地说,一般人这种情况下在国家队很难坚持这么长时间。这12年间我饱尝了做体育人几乎所有能尝到的艰辛、委屈和痛苦。
2003年世锦赛时,我已经28岁。当时我的同龄人基本都陆续退役了。为什么我能坚持这么久的时间?就是因为我的心中始终有个梦想,那就是站到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几乎可以说浓缩了很多体育人受的苦、受的委屈、受的伤病、受的打击……我清楚地记得,1994年5月在印尼举行的尤伯杯决赛,当我作为第三单打输给东道主选手张海丽之后的那一幕幕。
由于我的失利,使中国队失去了尤伯杯六连冠的机会,首先我本人便充满了自责,我也愿意用更加努力与刻苦的训练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但是,不论我怎样努力,还是在队中失去了主力队员的位置。
2004年2月10日,中国羽毛球队世界冠军登榜仪式,张宁(右一)等九名世界冠军上榜。在那之后长达9年的沉寂或者边缘化的生活与训练状态之中,我受了太多的苦,承受了太多的委屈,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煎熬。同样是在那9年期间,我陪伴几代队员成为了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但自己还是原地踏步,大部分时间只能作为陪练,那种委屈、伤心只有自己知道。
好多时候只有夜里自己躲在被窝里流泪,不敢让别人看到,我不知道自己哭过多少回,也不知道自己产生过多少次第二天告诉教练我不练了的念头,甚至好多次已经写好了退役报告准备交给领导。
但是,就是因为不愿意屈服,不愿意放弃心中的梦想,所以第二天早操的铃声一响我又是第一个爬起来站到了训练场上,尽管我只是一个边缘队员或者陪练。
最终,我坚持了下来,幸运的是,我还取得了好多甚至连自己当初都不敢想象的成绩。人生没有白吃的苦,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虽然曾经的痛苦依然历历在目,但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雅典奥运会,中国羽毛球运动员张宁力克荷兰名将张海丽为中国羽毛球夺得第一金。中新体育:29岁,雅典奥运会首次夺冠;33岁,北京奥运会成功卫冕,任何一个数字和时刻,对于世界和中国羽坛都意义非凡,对您而言代表着什么不同的意义?
张宁:2004年8月19日,我在雅典奥运会上战胜张海丽,第一次得到奥运冠军时,那种开心与兴奋简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我记得自己是跳起来跟教练拥抱的,那时的我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次信心满满:从此,我可以傲视世界羽坛了!
2008年8月16日,当我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时,我跪在赛场上,眼泪瞬间便流了下来,因为那一刻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终于再次经受住了伤病的打击,承受住了外界的质疑,顶住了比赛的压力,终于可以给自己的羽毛球生涯画上一个完美句号了。
两次奥运会夺冠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与感受,但是,回想起来却无一不是对我顽强坚持的最好回报。所以,我必须再次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张宁在雅典奥运会女单比赛颁奖后含泪亲吻金牌。 中新社记者 任晨鸣 摄中新体育:我们常说,一名伟大的运动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您看来,想要成为一名这样的运动员,要具备哪些特质?
张宁:每一个坚持并努力的运动员都是值得尊敬的,甚至是伟大的。而要成为一名众人心目之中的伟大运动员,我认为三个方面的特质缺一不可,那就是:坚持,坚强,坚韧!
“严苛”教头的背后
中新体育:教练员时期,您的临场执教相对严肃,私底下跟运动员如何相处?运动员时期自己吃了很多苦,对年轻运动员是否会像当初要求自己一样严格?
张宁:因为我觉得运动员还小,(很多困难)没有经历过,必须要把我的经验告诉她们,让她们少走弯路。我作为教练员,要对她们更加严格,因为我经历过。她们有时可能不理解,但即便不理解我也会去坚持,只有严格去教导才会让她们在比赛中少经历(困难)。
虽然我是她们的教练,但年龄不会差距太大,生活上她们比我要更先进,有些什么不太懂的,我也要跟她们多学习多沟通,这样会跟运动员相处得更融洽。
在上海举行的2008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正赛首轮争夺,中国羽坛老将、北京奥运会女单冠军张宁(图右),上任国家队女单教练后首次亮相赛场督战,格外引人关注。中新体育:现在国羽女单一姐陈雨菲曾表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张指导教会了我什么是‘坚韧’。只要你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普通人也可以站在上面。”这是您最想留给后辈的东西吗?
张宁:确实是这样,因为我在训练中要求她们就很严,平时多吃苦、多流汗、多付出,她们才能在比赛中少犯错误,少流泪、少遗憾。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的目标放在一个最高的标准上,平时的训练练到更高,更强,水平才会更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比赛中发挥得更好,成绩才会更好。
中新体育:陈雨菲、何冰娇都曾是您的弟子,如今她们有可能即将迎来自己的首次奥运之旅,您有什么寄语?
张宁:陈雨菲是一位非常有潜质的运动员,她进入国家队时我是她的主管教练。我一直看好她,记得她刚刚进入一队时,谁是重点培养对象,队里有分歧,我便力挺陈雨菲。
我的直觉以及经验告诉我:陈雨菲是个好苗子。但是她也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缺点,那就是性格比较温和,所以我总是在场上提醒她要认真,要坚持,要坚韧,还要有霸气。
2019中国(福州)羽毛球公开赛,中国选手陈雨菲战胜日本选手奥原希望,获得女单冠军。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为这事我没少说她、鼓励她,她有时对队内训练比赛的输赢表现出无所谓,我便批评她、提醒她。我就是想要改变她在场上“温和”的气质。
但在平时训练,大家一起竞争的过程中,她整体表现还是起到了领军人物的作用,所以我认为陈雨菲这次东京奥运会最具冠军相。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经验的提高,她比以前成熟了很多,在场上也坚定了很多。
我有好多时间没有看到何冰娇了,从电视上看她瘦了很多,这证明她在训练中自我要求比以前提高了、认真了。
借此机会我祝愿她们能够守住中国女单的荣誉,把冠亚军奖牌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女单决赛,中国选手李雪芮击败队友王仪涵夺得金牌。记者 盛佳鹏 摄中新体育: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即将举办,国羽也面临不小的挑战,您对于队伍的备战,尤其是女单项目有何建议?
张宁:这一届代表中国羽毛球队参加奥运会的球员都非常年轻,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首先是疫情,其次大家在这一年都没有参加比赛。
其实我希望这帮孩子们都不要怕,因为每个人都有经历第一次的时候,所以在面对大型运动会时,更重要的是扎实的训练。
其次避免伤病,更重要的是以好的心态去面对奥运会。当进入到奥运会时,一定把自己的生活起居训练安排好,在赛前对每个对手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对于陈雨菲、何冰娇来说,她们的挑战会比较大一点,最好以拼对手的心态去面对对手,不管遇到谁,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2006年,国羽在尤伯杯决赛中战胜荷兰,连续五次捧得尤伯杯。图为张宁亲吻奖杯。离开赛场,扎根基层
中新体育:运动员时期,羽毛球是您的事业,是奋斗的目标,现在有孩子、家庭,再看待羽毛球运动,心境是否已有所不同?
张宁:尽管我现在不在国家队做教练了,但是我的心还是同羽毛球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我不仅关注所有羽毛球的比赛,尤其关注中国女单的成绩。
不在一线带队伍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管理她的学习。
与此同时,我还一直在做羽毛球的青少年培训工作,现在在全国已经有了很多个基地,我会经常去看孩子们的训练与生活,同孩子们互动,继续享受羽毛球带给我的快乐。
张宁与市民自拍互动。中新社发 陈骥旻 摄中新体育:很多运动员有了儿女之后,对后辈的期望会变,也有很多人支持孩子从事体育事业,您怎么看?
张宁:我们也是这样,随着孩子的兴趣爱好发展,当然我们也让她必须会打羽毛球,其他的兴趣爱好我会尊重孩子,但孩子还是遗传了我们夫妇俩的身体素质,身体素质特别好,所以我们希望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
中新体育:有没有思考过,如果没有从事羽毛球,自己会是什么样的人?
张宁:我觉得我还会是一个体育人,因为我从小骨子里就很喜欢体育,所以庆幸体育老师引导我成为体育人,这么一直坚持努力下去,我觉得做一名体育人特别好,可以为国家升国旗,这是我们对祖国回报的荣耀。
中新体育:现在运动员时期的膝伤好转了吗?对生活是否还有影响?
张宁:我的膝关节旧伤对我的日常生活依然有很大影响,现在也是膝关节时不时便会出现积水,做一些运动后便会疼痛不止。
不过这也很正常,机器每天高速运转也会磨损的,何况是人。我们在过去的训练中追求更高、更快、更好、更强,难免会留下些运动创伤的。
张宁、董炯与羽毛球爱好者互动中新体育:一名伟大的运动员总会向着最高点去努力,世界第一、夺得奥运冠军、执教奥运冠军、入选名人堂,现在的目标是什么?
张宁: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对我来说是荣誉,更是动力。我的目标既简单又明确,那就是响应国家号召,全面推广和普及羽毛球运动,帮助孩子们掌握一到两门体育运动技能,强身健体,开心快乐,如果从中能够发现可树之材,培养为国争光的新一代羽毛球运动员,则更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中新体育:您多年来投身于中国羽毛球运动的推广,在您看来,目前中国羽毛球的基础如何?未来又有哪些计划?
张宁:中国拥有很好的羽毛球运动基础,也有非常优秀的教练员,再加上多年积累下来的先进经验,中国羽毛球的现在与未来都同样是值得憧憬的。
关于未来,我不会想太远,我愿意更多地是从眼前入手,脚踏实地地干一些实事,比如参加奥运冠军进校园的活动,给孩子们讲体育精神、奥运经历、励志故事,从而帮助孩子们德智体美育全面发展,最终达到更好推广普及羽毛球运动的目的。(记者 王禹 邢翀)
《回来的女儿》:国产悬疑网剧叙事缺陷的一个缩影****** 作者:郑焕钊 作为“迷雾剧场”的新一季剧集,《回来的女儿》的开播引发了观众的关注与热议,因其剧情的“烧脑”与演员表演的在线而备受吹捧,甚至高赞“迷雾剧场回归”。但剧集过半,后续剧情的松垮与叙事的合理性遭遇观众质疑,导致口碑不断下滑,收官时豆瓣评分降至及格线。可以说,《回来的女儿》难逃“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口碑前高后低、观众期待落空的命运,而其叙事缺陷也成为国产悬疑网剧深层次问题的一个缩影。 如果从2017年《无证之罪》算起,以“迷雾剧场”为代表的国产悬疑网剧已成为一个颇具细分类型的网剧类型。得益于欧美日悬疑影视作品的类型模式的发展,以及紫金陈小说原作的文学基础,还有一批具有欧美影视专业背景的导演的加入,国产悬疑网剧掀起了创作的热潮:在《无证之罪》《白日追凶》引发观众期待之后,2020年《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的火爆与高口碑更奠定了“迷雾剧场”的行业剧地位,催生悬疑剧投资制作的热潮。然而此后,《再见那一天》《八角亭迷雾》《谁是凶手》《致命愿望》《淘金》等剧集,尽管聚集了不容小觑的演员阵容、制作团队,但悬疑叙事本身存在的缺陷,导致“迷雾剧场”原创剧本的探索之路并不顺利,呈现出原创国产悬疑网剧整体性的行业困境。 从总体上看,包括“迷雾剧场”在内的国产悬疑网剧走的是一条“悬疑+现实”相结合的“社会派”推理的叙事模式。这种选择,既与本土影视剧现实题材的政策倡导有关,也是网剧制作者试图打破类型界限,以现实话题性进行受众破圈的传播策略。而在更深层次上,凸显家庭人性与社会议题的题材性,也是本土影视剧一贯的文化惯例。因而在“犯罪”“悬疑”的标签之下,“迷雾剧场”的大多数剧目凸显原生家庭、社会权力等所带来的人性罪恶。比如《隐秘的角落》《八角亭迷雾》《非常目击》《十日游戏》等都涉及中国人特别关切的家庭关系问题。与注重侦探解谜过程的硬推理不同,社会派推理悬疑剧更注重社会性因素与人性问题的深度融合,其解谜过程在于一步一步展现深层次的人性罪恶,更注重在特定时代语境下全员作恶的深层社会问题。比如《沉默的真相》所揭示的社会与权力体系。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性的问题意识与叙事性的悬疑谜题之间是一种紧密的结合:需要在“抛谜-解谜-揭谜”的叙事过程中,构建扎实的细节、情节与人物行为的合理性与逻辑性,使类型叙事与社会问题获得深层次的融合。以此衡量,《回来的女儿》就颇具代表性地暴露出本土悬疑网剧所共同面临的叙事缺陷。 《回来的女儿》仍旧是一部以家庭悬疑为主题的社会派推理网剧。剧集以1997年的中国西南部因三线建设而发展起来的潭岭县为背景,讲述介山福利院收养的少女陈佑希,因在县化肥厂办主任李承东家做居家保姆的好友小秀在发现李家秘密后离奇失踪,为寻找小秀失踪之谜,逃离福利院来到潭岭,并假装李家失踪多年的女儿李文文潜入李家寻找线索。剧集以陈佑希作为“闯入者”的视角,在小秀的“准男友”程威的帮助下,通过与其“妈妈”廖穗芳、“爸爸”李承东、廖穗芳的情人王重江等人的多重角力与周旋中,逐渐发现李家诸人的秘密与罪恶。作为一部家庭悬疑剧,《回来的女儿》着重聚焦于由命案所牵涉出来的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欲人性之间的博弈,人物如何在各种人性动机与行动中所构成的“猎者”与“猎物”、强者与弱者之间关系的不断反转:作为“闯入者”的陈佑希看似掌握主动,实际上其身份底细与行动皆在廖穗芳的掌握之中;而在婚姻关系中弱势的丈夫李承东为留住廖穗芳表现得十分卑微顺从,实际上恰恰是心机最深的作恶者;而精神弱智的李文卓看似善良无力,是否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剧集由此带来关于究竟是谁杀死小秀、李文文死亡之谜以及李文卓究竟是真傻还是假傻等疑问。梅婷饰演的廖穗芳看似柔弱背后的冷静与情欲、王砚辉饰演的李承东表面老实、卑微而实则阴险的复杂性格,使这种人物之间的反转关系与命案背后的人性隐晦层面得以较好的呈现。 然而,与“迷雾剧场”其他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剧类似,《回来的女儿》存在三个明显的叙事缺陷,使演员精湛的表演与人物关系反差所建构的叙事张力仍无法拯救其口碑命运: 首先,作为社会派推理的悬疑剧,其现实问题意识没有深入到叙事的内在肌理,停留在表层的时代氛围与浅层的心理意识层面,未能成为深层次人物行为动机的一部分,而正因此表现出一种典型的“时代装饰感”弊病。尽管导演吕行自己强调创作的类型化与问题意识,并且发文强调其叙事中着力要表现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存在的集资潮、三线建设与下岗潮、收容遣送制度、气功热等背景对于其时人物心态命运的关系,但从剧集叙事来看,这些并未能真正形成其叙事深层次的逻辑,也未能成为线索的构成部分。剧中最重要的背景可以说是化肥厂的衰落与工人下岗,这构成李承东心理失落的时代背景,以及脆弱的“自豪感”(作为厂长红人用以在廖穗芳面前炫耀),但真正构成他与廖穗芳之间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的欲望与廖穗芳对他没有爱情之间。同样,与他构成情敌的王重江背后所牵涉的财富发家的社会语境,以及其复杂关系(如何从化肥厂出来,经历了什么,为何人们趋附集资,又如何出事)如何对三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影像,在剧中语焉不详,没有给予交代与呈现,更没有进入叙事的脉络之中。王重江情节线及其背后的社会性问题意识的弱化,最终难以支撑起导演的意图与叙事背景所可能带来的叙事意义,而最终沦为一种简单的背景装饰。 其次,作为类型化叙事,无论是社会派推理还是本格推理,都需要遵循“谜题的抛出——证据的显现——谜底的揭示”贯穿一体的基本逻辑,使剧情的进展与观众的参与形成一种相互追逐的智性角力,但《回来的女儿》存在着明显的“谜题丢失”的问题,导致叙事进展与观众参与之间的割裂。在剧情的前半段,《回来的女儿》抛出了至少4个谜题:(1)猴面具男的身份之谜;(2)小秀离开或死亡之谜(是否离开?小秀的真实人格是什么?小秀是谁杀的?小秀怎么死的?小秀的尸体如何处理?)(3)李文卓是否真的烧坏脑子以及是否杀人之谜;(4)李文文的失踪与死亡之谜等等。这些问题都导向一种“全员作恶”的指向,也使一个时代语境背后的人性之普遍罪恶的批判性成为观众期待的主题的可能建构。然而,剧集抛出了问题之后,情节不断翻转,问题焦点不断变化,而对于最初抛出的谜题,竟以一种毫不费力、与叙事剥离的方式来揭示谜底:比如猴面具男只不过是一个流闯犯,并巧合地揭示了李文文死于洗衣机的谜。而为何猴面具男每次出现的时候李文卓也在场?又比如,小秀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她的死与其真实的人格之间是否具有关系?……这些疑问在剧中都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剧集尽管给出很多零碎的线索,但王重江的正面性格与轻巧死亡,导致大量冗余细节与情节的无效。而最终以李承东一人作为作恶与承罪主体,也与观众对于全员作恶的猜想背道而驰,极大地削弱了叙事的智性与主题的深度。 第三,从悬疑叙事的层面上,叙事合理性是悬疑剧成功与否的最关键因素,细节、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合理性构成悬疑叙事合理性三个关键要素,但《回来的女儿》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合理性缺陷。比如廖穗芳到程威奶奶家找陈佑希的东西,一眼瞥向墙上程威父母的照片这一细节,就与叙事没有必然的关系;作为精神病院的病人,萌萌是如何获得精神病院的钥匙自如出入也令人质疑;而在一部依靠扎实的现实细节支撑的悬疑剧中,以“飞走的蝴蝶”三次出现来作为李文卓与李文文关系的确认细节也显得突兀。在情节合理性上,备受诟病的是为何王重江家可以任人自由出入,以至于程威可以两次潜入偷换化验血液以及偷走录像带;而廖穗芳在看到DNA报告上明显作假的报告时为何如此平静?更进一步,从性格上,如此精明细心的廖穗芳在最后一集去往公安局之前毫无防备地喝下李承东的毒汤?而陈佑希既能洞察李承东撒谎承认杀死小秀却在李文卓说自己掐了小秀后如此失控?等等,都使观众困惑不解,这种细节、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前后割裂,正是对叙事合理性的严重损害。 《回来的女儿》的上述问题,正是“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在没有紫金陈原著小说改编的情况下,原创性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叙事剧本的创作,及其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意识的叙事融入、类型化谜题叙事的建构与逻辑合理性的扎实构建,都是考验本土悬疑网剧创作的关键性问题。而如何摆脱“时代装饰感”而让人性罪恶问题获得深度的社会性表征、如何避免“谜题丢失”而让悬疑叙事得以形成观众参与的叙事张力,以及如何透过逻辑贯通的多层次合理性让悬疑叙事获得坚实的细节支撑,从根本上决定本土原创悬疑网剧能走多远。 (作者郑焕钊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